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正上演着气势磅礴的历史壮剧。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将中国式现代化这一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伟大事业，推向一个新的阶段。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是指导新时代新征程上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纲领性文件，彰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改革进行到底的坚定决心和强烈的使命担当。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必将在《决定》精神的鼓舞下，凝心聚力、攻坚克难，共同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改革事业！

《决定》阐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意义和总体要求，锚定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重点部署未来五年的重大改革举措。《决定》提出的300多项改革举措，是我们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施工图，清晰地昭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着力点。大道无垠，我们风雨兼程。无论路上有多少艰难险阻，我们都将以钢铁意志和顽强精神从容跨越，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蓝图！

 一

《决定》中提出的十五大方面的改革任务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一幅全景图，而在“总体要求”中提出的“七个聚焦”，尤其是点睛之笔。这“七个聚焦”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是“重中之重”。对于文学艺术工作者而言，第三个“聚焦”尤其是我们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即“聚焦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健全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发展体制机制，推动文化繁荣，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关于文化方面的“聚焦”，集中体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精髓，也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文化工作的总的致力方向。在“四个自信”中，“文化自信”是最为根本的自信，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坚实底座。文化领域的改革是建立在文化主体性上的改革。《决定》并非止于理论和观念的层面上，而是在体制机制上落实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心与举措。

笔者从个人的角度来学习和理解《决定》，深入领悟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有一个关键之点：此次会议的伟大意义首先在于将我们党对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将改革的决心与信念、思想与观点，从整体上落实于体制机制的全面改革上。如何破解改革难题，突进改革深水区？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在改革方面的历史性地位，就在于以体制机制的全面改革，切实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进程。《决定》中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意义和总体要求”的以下这段论述非常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真正领会：“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以伟大的历史主动、巨大的政治勇气、强烈的责任担当，冲破思想观念束缚，突破利益固化藩篱，敢于突进深水区，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坚决破除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实现改革由局部探索、破冰突围到系统集成、全面深化的转变，各领域基础性制度框架基本建立，许多领域实现历史性变革、系统性重塑、整体性重构，总体完成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改革任务，实现到党成立一百周年时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取得明显成效的目标，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提供有力制度保障，推动我国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这里所概括的，正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破除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的突破；而本次全会所作的《决定》，更在于“更加注重系统集成，更加注重突出重点，更加注重改革实效，推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应该认识到，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落脚点就在于体制机制改革任务的全面落实。这个划时代的《决定》，其根本意义就在于将推进改革落实到体制机制层面。

可以作为重要参照的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的说明》。对于党中央《决定》的出发点，习近平总书记在《说明》中首先阐述了“关于确定全会议题的考虑”，其中明确指出：“要把这些战略部署落到实处，把中国式现代化蓝图变为现实，根本在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不断完善各方面体制机制，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制度保障。”“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继续完善各方面制度机制，固根基、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在“关于决定稿起草过程”一节中，习近平总书记的说明更加突出了体制改革的基本宗旨。在笔者的学习感受中，《决定》释放给我们的强烈信号，就在于在体制机制上全面进行创新与落实，使中国式现代化的蓝图化为现实。

 二

中国式现代化是建立在文化自信上的现代化，关于文化方面的改革，《决定》明确提出了“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的战略任务和目标。在《决定》的第十部分，自第（38）项至第（41）项提出了四个方面的任务，都是以体制机制为抓手的。关于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的总体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必须增强文化自信，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加快适应信息技术迅猛发展新形势，培育形成规模宏大的优秀文化人才队伍，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其中第（39）项是与文艺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文化服务的相关要求：“优化文化服务和文化产品供给机制。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立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机制，健全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机制，推进公共文化设施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置改革。深化文化领域国资国企改革，分类推进文化事业单位深化内部改革，完善文艺院团建设发展机制。”这是《决定》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的主要内容，在文化领域中具有全面的创新性质，却又要通过体制机制得到具体落实的。

关于文艺改革，《决定》提出的内容，也都与体制机制的深化改革有关。《决定》指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坚持出成果和出人才相结合、抓作品和抓环境相贯通，改进文艺创作生产服务、引导、组织工作机制。健全文化产业体系和市场体系，完善文化经济政策。探索文化和科技融合的有效机制，加快发展新型文化业态。深化文化领域行政审批备案制度改革，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深化文娱领域综合治理。”这段论述内容涉及很多方面，但与我们关系最为密切的则是关于文艺创作、批评，文艺生产服务、引导和组织工作等方面的机制。应该看到，《决定》关于文艺方面的文字虽然很简短，但却是根据近年来的文艺生产现状所提出的改革要求，也是习近平文化思想中关于文艺工作重要论述的政策性体现。

“出成果和出人才相结合”“抓作品和抓环境相贯通”，这是两个具有创新性意义的命题，也是文艺体制机制深化改革的基本宗旨。出成果和出人才，当然是相辅相成的。成果包括了各个艺术门类的优秀作品，也包括优秀的文艺评论成果。近年来，在各个艺术门类如文学、戏剧、电影、音乐、美术等艺术门类都涌现了许许多多精品力作，大大丰富了人民的精神生活，满足了人们的审美需要。许多作家艺术家创造了深入人心的艺术形象或者说如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提出的“经典文艺形象”，为新时代的文艺园地平添了百花争艳的局面。能够创作出厚重而表现人性美的作品的艺术家当然是人才。而从中国式现代化的大局要求来看，人才队伍又是当前国家所急需的。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的说明》中将人才问题提到战略高度上，指出：“在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方面，提出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提高各类人才素质；完善青年创新人才发现、选拔、培养机制，更好保障青年科技人员待遇；强化人才激励机制，坚持向用人主体授权、为人才松绑；完善海外引进人才支持保障机制。”这里关于人才的机制改革目标，对于文艺人才同样是适用的。培育一大批德艺双馨的文学家艺术家，这是中国式现代化伟大事业的需要。很多创造出传世佳作的文学家艺术家，已经离世或年事已高，而我们的文艺事业需要更多年富力强的杰出文学家艺术家。“以人民为中心”的导向，始终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品格，最大程度地满足人民的审美需要，是中国式现代化文艺事业的使命。没有大量的文艺精品，没有数量众多的优秀文学家艺术家，是远远不够的。从体制机制的改革角度来看，成果与人才相结合，是值得我们深思并付诸探索实践的课题。人才在于发现，成为人民需要的文学家艺术家，也在于其优质创作的呈现。哲学家海德格尔的话可以启发我们：“一般认为，艺术品产生于和依赖于艺术家的活动；但是艺术家之为艺术家又靠何和从何而来呢？靠作品。因为我们说作品给作者带来荣誉，这也就是说，作品才使作者第一次以艺术主人的身份出现。艺术家是作品的本源，作品是艺术家的本源。”从体制机制上给文学家艺术家创造更为有利于成长、有利于深潜生活的条件，这是体制机制改革的一个目标。文学艺术史上的经典作品，作者都是有着深厚的生活体验的。我们能否有稳定的机制，使作者有机会有条件，像当年的柳青那样沉潜于创作对象的生活？对于文学家和艺术家来说，荣誉感也是激励其创作出艺术佳作的“滋养剂”。人才称号和权威性评奖，是从体制机制上培育文学家艺术家的重要因素。如何完善这种机制？《决定》给了我们以方向。真正能够创作出当代的艺术精品的文学家和艺术家，一定是和人民在同样的审美立场、充分体验人民生活的。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着重提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其中指出：“以人民为中心，就是要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艺和文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民作为文艺表现的主体，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文艺工作者的天职。”我们在完善评审机制时，是否可以不局限于专家的维度，也将人民群众的评价，作为评审的一个重要维度呢？

抓作品和抓环境相贯通，这同样是具有创新意义的体制机制问题。事实上，作品与环境的关系一直都存在着，只是我们的文艺体制尚未自觉地理性地将其纳入。适合于优秀作品的社会环境，对作品起着滋育和催化的作用。在文学史艺术史上，都是有很多例证的。如盛唐时期的开放的文化环境，使文学艺术呈现出盛唐气象。盛唐时期的开放与包容，产生了如绘画史上的大画家韩干的名画《照夜白图》、唐代舞蹈中的胡旋舞，等等。北宋时期也是因为对文化艺术的崇尚，才有词乐和绘画的发达，留下许多传世精品。上世纪80年代的若干经典歌曲，如《在希望的田野上》《年轻的朋友来相会》等，无疑是在改革开放初期春潮澎湃的时代环境中才能涌现的。有些时候文学艺术的巅峰状态，与当时的社会形成巨大反差，如建安诗歌，而究其实质，社会环境还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乃如刘勰在《文心雕龙》的《时序》篇中所谈到的，“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从相反的路向上揭示了时代环境与文艺兴衰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提出的“物质生产的发展例如同艺术生产的不平衡关系”揭示了某种历史性的规律。但我们处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代，作品与环境的关系是同频共振的。文学家艺术家们要书写人民的史诗、民族的史诗。要彻底改变有“高原”缺“高峰”的状态，一个奋发有为的时代环境、宽松和谐的创作环境、有着很高审美标准而又客观公正的批评环境，都是不可缺少的。杰出的艺术精品，成为时代的精神标识，刻印着中华民族文化的鲜明的辨识度，好的环境是必要条件。如果说，以往文学史艺术史的作品与环境关系是自在而非自为的，是历史的产物，而在当下，在新时代，作品与环境的关系是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的历史主动。创造一个阳光明媚、风清气正的环境，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建设要素。那种感官刺激、低级媚俗的东西，曾经污染我们的文艺环境，现在我们不能容忍这些东西的存在。要让那些讴歌时代、讴歌人民且在艺术审美上深受人民喜爱的作品有良好的生长环境、创造环境，抓作品与抓环境相贯通，就是需要在体制机制改革上统筹考虑的重要前提。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是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的核心内容，也是举国上下同心协力的致力方向。落实到体制机制改革是《决定》的要义，对这个问题的领会与实践，是真正弄懂弄通全会精神的关键所在。对于文艺创作和批评的发展繁荣，全面深化改革也必须以体制机制改革作为切入点。出成果和出人才相结合，抓作品和抓环境相贯通，不能停留在一般的理解和阐释上，而是要以体制机制改革为保障。“知而不行，非真知也。”唯有深入贯彻落实体制机制的深化改革，方能真正称得上“知行合一”。

作者张晶，系中国传媒大学文科资深教授、人文学院院长，中国文艺评论（中国传媒大学）基地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