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呈现在读者面前的书，其渊源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现代作家藏书文化研究”。这个项目在2015年立项，并于2019年完成结项。

一

有关中国现代作家与学者藏书的研究，源于20世纪50年代作家所捐献或转让藏书的收藏单位对其藏书的初步研究。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对藏书目录、版本进行整理；二是对藏书中的批语进行整理；三是对藏书聚散进行考证。

关于藏书目录、版本整理。从图书馆学来看，其成果的主要形式是藏书书本式目录（可对外流通）或卡片式目录（只供现场查阅）。比如北京图书馆编《西谛书目》三册，还有中国传媒大学编《何其芳古籍藏书目录》、北京鲁迅博物馆编《鲁迅手迹和藏书目录》三册、中国现代文学馆编《唐弢藏书目录》等。图书馆为读者查询方便，还会配备卡片式目录。此项工作在于让读者了解作家藏书的内容，便于图书的管理和利用。对作家藏书版本进行整理，则主要以图录形式，对藏书装帧形式、内容梗概、版本源流等做简单介绍。如于润琦《唐弢藏书》《唐弢藏书：签名本风景》、赵丽霞《鲁迅藏书签名本》、韦力《鲁迅古籍藏书漫谈》等。此项工作也只能由有条件接触原书的工作人员来做。由于这些工作人员大多不是相关领域的专家，故存在相当的不足。

关于藏书中的批语整理。能够对现代作家、学者藏书中的批语进行整理和研究的，或是藏书家本人，或是有条件接触原书的工作人员。如李俊的文章《论郑振铎藏书题跋的独特个性》、祝而顺的文章《鲁迅藏书研究札记》（一、二）、黄裳《劫余古艳：来燕榭书跋手迹辑存》（上、下）、北京图书馆《西谛题跋》一卷（编在《西谛书目》中）等。这些研究文献，基本是对批语的辑录，并没有深入研究。

对于藏书聚散的考证。对作家、学者购书、藏书及藏书归宿进行史料考证，这方面的研究文献比较充分。比如马嘶《学人藏书聚散录》、冯佳的文章《何其芳藏书考》、张学军的文章《鲁迅藏书轶事》等。

总体看来，对于现代作家、学者藏书的研究仍处在图书馆学意义上，属于初步的图书整理及史料考证的基础阶段，并未进入藏书形态的主体研究，更缺乏在此基础上的作家、学者藏书文化研究。明显的缺项包括：一是藏书形态方面的研究，包括制度性的现代藏书形态与作家、学者藏书的关系，以及作家、学者藏书的具体形态与特征。二是对于藏书与作家的文学创作和学者的学术研究之间的互动关系的研究。虽然学术界对于作家、学者藏书与其文学创作、学术研究之间的互动关系的研究也有部分成果，但规模既小，也不成系统。目前见到的只有几篇个案研究的成果，如关于鲁迅藏书与其创作及学术关系的研究，但对于郑振铎、黄裳、何其芳、唐弢、孙犁、阿英、郁达夫、梁实秋、叶灵凤、王国维、陈寅恪等其他作家、学者研究不多。三是对于藏书的各种相关形态，如书话创作、书籍出版、研究状况等，明显研究不足。书话研究近年来开始出现，但属于文学创作研究，不属于藏书研究，也没有将其纳入对作家、学者藏书的整体研究之中。

基于上述藏书研究方面的缺项，本研究成果的价值在于着力补缺，具体来说，包括：其一，首次将中国现代作家、学者藏书群体作为整体研究对象。从图书馆学来看，本研究弥补了中国现代藏书研究的薄弱环节，充实了现代藏书研究体系。其二，藏书是作家、学者创作与学术研究的资源和基础，对作家、学者藏书与其文学创作、学术研究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研究，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和现代学术史研究的重要方面。其三，作家、学者藏书，作为一种连接中国古典藏书传统和近现代文化事业的文化现象，也构成了人文生态的一部分，包括作家和学者的人格构成、知识系统、思想形态、创作来源，本研究可以说补充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关于应用价值，一方面，作家、学者的藏书精神（比如珍爱文献，专博并收；藏以致用，明心治学；嘉惠读者，知识流布）对后世学人有启迪意义，对于当下学术界的学风建设也有一定作用；另一方面，对于国家与各个地方的作家、学者的纪念馆、博物馆、文学馆的建设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二

这两本书内容所涉，包括了作家、学者藏书的种类与内容，藏书聚散，藏书目录、批注、题跋、笔记、书话、购书单、购书日记，及与藏书相关的文学创作、学术研究等。

现代作家、学者藏书研究是一个复杂系统，包括其藏书形态、藏书基本特征，重要作家、学者兼藏书家个案研究，藏书与其思想、创作、学术的关系，以及藏书与其他亚文化形态（书话创作、书籍出版与研究）的关系。

（一）近现代藏书文化的变迁

在近代，原来的皇家藏书、政府藏书、世家大户藏书逐渐衰落，政府开始出资兴办各种学校图书馆和公共图书馆。同时，新的私家藏书逐渐兴起。如清朝贵族国英，将自己的全部藏书对世人开放，创建共读楼；梁启超和友人各出藏书，在广州创办万木草堂书楼。是否大范围服务社会，是我国古代的官私藏书与近现代藏书的根本区别。从古代“藏而不用”的藏书思想发展为服务社会的开放思想，公私创办的各种新式藏书楼（西式图书馆）代替旧藏书楼成为社会潮流。

近现代工商业家（绅商）和现代作家、学者成为私人藏书的主体。从藏书类别上说，也从线装古籍为主转向兼收铅印、西装书。从地域上说，私家藏书中心从江浙一带转向全国各大经济文化中心城市。

（二）中国现代作家、学者藏书的特点

分析历代私人藏书家与现代作家、学者藏书之间的区别，能更好地把握现代文人的藏书形态。历代私人藏书家与现代作家、学者藏书之间有几个区别：

一是藏书目的的差异，由考订、校雠、收藏、赏鉴和掠贩到专业化、学术化的实用。郑振铎在《劫中得书记·新序》中就明确表示，收藏古书是为了自己研究的方便和手头应用所需，实用的藏书思想在郑振铎购书经历中多有反映。比如20世纪20年代，因为手头资金有限，郑振铎放弃世所罕见的明代蓝印本《清明集》，而购买和自己所从事的中国戏曲史研究相关的清道光刊本《小四梦》。

二是聚书过程的差异，由资财雄厚成批购书到以薪俸购书。作家、学者以教书薪俸、稿费为收入，只能常到古旧书店淘书。《鲁迅日记》1912年的“书账”中就曾对古旧书店淘书多有感慨。

三是藏书保存方式的差异，由专建藏书楼阁到家庭居室藏书。

四是藏书内容的差异，由专藏中国传统文献（经、史、子、集）到兼藏现代中外文献。民国以来，铅印西装书渐多，抄、刻的线装书逐渐减少。藏书内容除传统国学外，天文、地理、数学、声、光、电、化等西方现代科技和现代诗文、小说、戏曲等的图书日益增多。另外，从藏书语种来说，现代作家、学者大多数人有海外留学的经历，其藏书当然就不限于中文文献。鲁迅的藏书至今保存下来的共4000余种14000余册。其中中文线装书946种7579册，中文平装书866种1112册，中文报刊353种2069册（页），西文书778种1182册，日文书995种1889册。

五是藏书重点的差异，由注重版本到注重专业类别。明清以来，因为乾嘉考据学的兴起，也因宋元版本存世少，藏书家以收藏宋元版为荣。现代作家、学者大多术业有专攻，一般有自己的研究领域，其藏书的专业性、研究性很强。如吴梅等人收藏的词学书籍，宋春舫、齐如山等人收藏的戏曲资料，柳亚子收藏的南明史料，唐弢收藏的近现代文学书籍等。

六是家藏书目编写内容的差异，由编写综合性家藏书目到编写专科专藏书目。学者通常根据自己的研究专题购买相关图书，其藏书通常具有专题性的特点，并针对同一专题的藏书编写了相关书目。如王国维《曲录》、齐如山《齐氏百舍斋戏曲存书目》、傅惜华《缀玉轩藏曲志》、郑振铎《西谛所藏善本戏曲目录》等。

七是藏书归宿的差异，从身后散佚到捐赠给各图书馆或研究机构（也有散佚，如曹聚仁、陆澹安藏书）。一般来说，现代学者的藏书多进入国家文化事业单位。民国时期，梁启超的藏书就由其家属送给了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20世纪50年代后，柳亚子藏书捐赠给北京图书馆，鲁迅藏书则分藏北京鲁迅博物馆和上海鲁迅纪念馆。郑振铎的藏书几经战火后，1959年捐献给国家，计2万余种91700余册。唐弢藏书共有5万余册，其中图书3万余册，期刊1万余册，专业特征鲜明，种类版本齐全，存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以致巴金曾说：“有了唐弢文库，中国现代文学馆的藏书就有了一半。”2何其芳有37000册中西藏书，身后捐给中国传媒大学。

八是藏书编目与管理的差异，由传统四部分类法到现代中国图书馆分类法（简称“中图法”）的编目体系。现代作家、学者藏书进入图书馆或者研究机构后，西装书都按中图法进行了分类编目，其中古籍也按四部分类法与中图法对照表，对其用中图法进行了分类编目。作家、学者捐赠藏书作为特色资源，也作为馆藏资源进行流通，或开设特藏阅览室供广大读者查阅，如中国传媒大学图书馆的何其芳藏书阅览室等。

（三）现代作家、学者藏书与其思想形成、文学创作、学术研究的关系

其一，藏书与作家、学者思想形成的关系。主要通过藏书书目、批注、购书日记、书话、论文、题跋等，考察梁启超、王国维、鲁迅、胡适、郑振铎、何其芳等学者、作家藏书、阅读的基本情况，分析藏书对其思想形成的影响。如通过考察鲁迅购买、阅读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与其创作《野草》的关系，可以从侧面看到鲁迅受唯意志论和超人哲学的影响，以及这些哲学思想如何影响到他的文学创作活动。

其二，作家藏书与其文学创作的关系。分析作家藏书特点，并对照作家创作，探讨作家的藏书与阅读、批注对其作品主题形态、创作方法形成的影响。作家购买书籍，已经表明对于特定作品内容与艺术特色的喜好，在阅读中还会进一步受到藏书影响，并体现在自己的创作中。从郑振铎、黄裳、何其芳、唐弢、鲁迅、郁达夫、胡适等藏书与其创作活动来看，都有类似情况。比如可以考察鲁迅所藏高尔基作品与鲁迅创作之间的关系。面对不断变化的国内外社会形势，鲁迅在反复思考，不断修正自己认识的过程中受到高尔基的作品及其思想的影响，并体现于创作实践之中。前期鲁迅发表《论照相之类》等杂文表明了对高尔基作品与思想较为谨慎的接受，后来，随着局势变化和认识深化，他逐渐意识到高尔基的创作对无产阶级革命以及建设革命文学的指导作用，并试图与友人合作翻译高尔基全集。

其三，学者藏书与其学术研究的关系。在现代中国，学者藏书具有专题性、研究型的特点。学者往往根据自己的学术研究需要访书、淘书，因此，从藏书角度考察学者的学术研究活动，特别是通过藏书中学者的亲笔批注、题跋、题记等，与其学术研究进行对照，可以探究学者藏书与其学术研究的关系。比如，何其芳藏书中收有古今19种《红楼梦》相关版本，其中5种版本有他本人2万多字的批语，主要涉及六个方面：版本考证、故事情节介绍、人物分析、作品思想性分析、作品艺术性评价和后四十回写作手法评价。何其芳《红楼梦》各版本批注的特点是，注重思想性与艺术性的共同发掘，重视版本考证与脂批利用，突出小说内容的提纲挈领，采取“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评点态度。何其芳是新中国用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艺思想评点《红楼梦》的开创性学者，“何批”是研究何其芳红学思想的第一手重要材料。

（四）作家、学者藏书文化中的相关形态研究

其一，书话创作研究。不同于一般的藏书家，书话创作是作家、学者藏书文化的独特形态。书话从诗话、词话、曲话演化而来，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行世。古人书跋和书事笔记，注重介绍书刊的内容、版本、流布和递传状况，是掌故类、文献性的。书话则不同。中国现代书话创作由周越然最早开始，并在郑振铎、阿英手中成熟。1929年，郑振铎在《小说月报》连续发表《读书杂记》19则，是早期典型的书话。他有题跋文字结集的两册《西谛题跋》与两册《郑振铎书话》。曹聚仁1931年有《书话四节》等文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也出版过其书话集《书林新话》。著名的书话著作还有唐弢书话集《书话》（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版题为《晦庵书话》），阿英《夜航集》《海市集》《剑腥集》等，叶灵凤的《读书随笔》，孙犁的《耕堂读书记》，还有姜德明、胡从经等人的著作，周作人、黄裳等人亦有大量关于古籍的书话。另外，还包括后人辑录出版的作家、学者书话集，如朱正编的《鲁迅书话》，钟叔河编周作人的《知堂书话》《知堂序跋》。

其二，藏书的随笔作品研究。包括陈子善的《捞针集》、倪墨炎的《现代文坛偶拾》、李庆西的《书话与闲话》、陈平原的《书里书外》和《大书小书》等，还有在《文汇报》《文汇读书周报》《读书》《万象》《书屋》《中华读书报》《藏书家》等报刊上发表的书话文章。

三

在研究方法上，中国现代作家、学者藏书文化研究属于跨学科研究，综合了图书馆学、文学史研究、作家学者个案研究（包括购书日记、批语辑录等）和书话文体研究等学术研究范式。具体而言，包括文献研究、专家访谈、实地调研、批语辑录、重点个案研究等。

应该说，在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方面，将中国现代作家、学者私人藏书形态作为一种文化，并深入到其思想、创作、学术以及出版等方面进行系统研究，在学术界尚不多见。这不仅是新的研究领域的开拓，也是一种综合文化与文学研究的学术创新，也将产生新的学术观点。

这项研究的另一个成果《中国近现代作家藏书研究》也即将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张鸿声 冯 佳

2023年12月8日北京

《问道 中国现代学者藏书与治学》，张鸿声等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4年7月出版。

张鸿声，中国传媒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教育部中文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主要研究中国现当代文艺，包括构成其基础的现当代思想、城市文化与媒介。主持“中国现当代文学”获教育部国家级精品课程，主持国家社科基金等项目多项，出版《文学中的上海想象》《城市现代性的另一种表述》《北京叙述：帝都、家园与现代性》等近二十部，在《文学评论》《新华文摘》等发表论文近200篇。兼任民盟中央宣传委员会主任、北京市政协委员，参与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冯佳，中国传媒大学图书馆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