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数字技术带来了新闻传播生态的整体性变革，也给新闻研究带来智识挑战。本文以文化研究视野中新闻研究的成果为基础，一方面剖析了新闻业的数字化转型给文化研究视角下的新闻观念提出的革新要求，另一方面则探讨了经典文化研究理论在新闻业数字化转型背景下的变与不变。本文认为，尽管孕育文化研究的历史语境和媒介技术环境均已发生改变，但经过发展的文化研究理论依旧能够为数字新闻学提供有价值的认识论与方法论资源。数字新闻学应该在现有的问题维度上纳入文化批判的视角，从而拓展其解释和介入现实的学术潜能。

关键词 数字新闻学；文化研究；理论创新

一、引言：范式对话与理论创新

当代媒介生态正经历从传统“文字域”和“视听域”并行的大众传播格局向“数字域”主导的格局进行转型的过程，传播实践整体上出现了“制度化”越少而“个体性”越多的趋势[1]。 在新闻领域，数字传播技术的发展及其对新闻生产、分发和消费流程的全面渗透，已经在很大程度上重塑了新闻、新闻业和新闻学。技术和经济双重压力下新闻业的结构性转型，对新闻观念和新闻理论体系的创新提出了新的要求，无论是从业者还是研究者，都必须对传统新闻业和新闻理论的遗产进行重新审视[2]。什么是新闻？新闻实践应遵循什么样的价值标准？如何把握正在经历深刻转型的新闻实践与日益错综复杂的传播权力网络之间的关系？应该用什么样的理论框架来指导数字化时代的新闻学术研究？面对这些问题，以机构化大众新闻业为基础的传统新闻学日益显得力不从心。这种实践和理论之间的落差，无疑是当下媒介域正经历整体性数字化转型的历史情势，以及由此导致“媒介与社会产生紧张关系或复杂关系”在新闻领域的一种具体表现[3]。

面对这些挑战，学术界已经从多个方面进行了回应和探索，试图从不同角度构建和完善一套能与当前新闻实践情势相匹配的数字新闻学理论体系。具体而言，这些探索包括如下几个方面的工作：第一，对数字新闻实践如何挑战传统新闻理论进行分析，并进而探讨数字新闻学作为一个新的研究范式的可能性及其进行理论创新的路径。相关讨论着重从实然的经验维度和应然的规范维度出发，对数字新闻学的概念内涵、核心范畴进行界定，探索如何实现数字新闻学从概念化到理论化的创新发展[4]。 第二，通过纳入相对较新的理论或方法工具资源来构建数字新闻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体系。比如，多位研究者均从可供性这一概念的生态学视角出发，强调数字新闻业作为生态系统的属性特征，从而凸显这一理论视角对数字新闻学创新的价值[5]。还有研究者对数字新闻流通的概念源流及其内涵进行梳理，对基础设施、流通实践、认知竞争等数字新闻流通核心构成要素进行讨论[6]。 在方法层面，计算方法[7]、民族志[8]、网络分析[9]等均得到了数字新闻学研究者的关注。第三，通过案例分析或调查研究，对数字化背景下新闻业从业者的职业身份认同和身份边界[10]，数字新闻业的价值规范再造[11]，新闻业生态变革、机构转型与发展趋势[12]，以及产品形态、呈现方式和叙事模式[13]等更为具体的经验性问题进行实证研究。第四，与政治经济学、文化研究、媒介社会学等经典理论传统进行对话，从而一方面通过数字新闻学在实践和理论层面提出的新问题来推动经典理论传统的发展，另一方面也通过借鉴经典理论的问题意识和思维方法，不断丰富数字新闻学研究。比如，作为一种批判视角，传播政治经济学对数字新闻业的考察更为关注数字资本主义逻辑如何贯穿于数字新闻实践的各个环节，尤其从平台化数字新闻业的经济逻辑、新闻从业者的数字劳动机制等角度对数字新闻学提供有价值的理论资源[14]。

总体而言，上述四个角度中，尤以前三个方面的成果最为丰富。相比之下，第四个角度的讨论较为薄弱。数字新闻的出现和发展并不意味着新闻业传统的彻底颠覆和革命性断裂。无论数字技术本身的发展如何不断影响新闻的存在方式和生产消费模式，对公共性的追求、对可核查事实信息的呈现、对社会世界当下变化的关注、特定主体的独创性构思、调查和呈现过程，以及拓宽公众的认知边界和视角多样性的民主化追求，始终是我们界定何谓新闻的常量[15]。从这个意义上说，数字新闻学要成为一个具有内在逻辑自洽性，同时又能与外部知识系统进行对话的理论体系，必须回到其他经典范式的理论脉络中，在当下与传统之间建立有效的对话机制，在继承和更新经典理论资源的基础上实现自身的发展。

基于以上讨论，本文试图接续上述第四个角度的研究，探讨文化研究这一对新闻传播和媒介研究产生重要影响的批判传统如何能在数字新闻学研究中发挥积极作用。关于如何从文化研究的视角丰富数字新闻学的理论体系，部分现有研究成果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比如，李艳红指出，当下数字新闻学研究存在“生产偏向”和“文本缺失”的问题。新闻实践如何为社会建立意义和提供知识，如何塑造人们所处的符号世界，是文化研究取向的新闻学研究最主要的问题意识之一。但在当下的数字新闻学研究中，这却成为一个知识盲区[16]。常江则梳理了主流新闻学与文化研究的历史分歧，指出曾经与主流新闻研究保持距离的文化研究也在新闻业面临数字化转型的当下，重新获得了与新闻学进行对话的可能性。文化研究视角的引入，有助于改变将新闻生产、内容和消费相割裂的传统新闻学研究思路，围绕“作为经验”甚至“作为生活方式”的新闻活动，探索一种总体性、阐释性的新闻研究方法论[17]。 此外，与文化研究强调超越媒介机构和生产中心主义的视角相呼应，“用户新闻学”的提出凸显了作为“新闻产消者”的用户已成为不可忽视的传播主体这一事实，表现出把新闻实践嵌入到更为广阔的社会文化背景中进行考察的倾向。尽管不是直接以文化研究本身的理论语言进行表述，但这种理论主张显然与用户生产内容的传播现实和文化研究视角对语境化阐释和参与式文化的重视具有共鸣[18]。

无疑，这些研究有助于我们认识文化研究在当下数字新闻学研究中的独特价值。不过，既有讨论都是从相对比较宏观的研究视角或方法论的角度出发，对文化研究传统中，尤其是对以斯图亚特·霍尔等为代表的早期文化研究学者关于新闻研究的核心概念和理论框架没有进行充分的讨论，也就无法对如何在数字化语境下发展甚至重构这些概念和理论框架提出具体的见解。本文试图弥补这一不足，转而从文化研究经典理论范式的内部逻辑出发，来考察新闻业的数字化转型如何对文化研究视角下的新闻观念提出了迫切的革新要求，并试图由此提出数字新闻学的文化研究路径应该关注哪些核心命题，遵循何种学术价值立场。下文将首先对文化研究视角下的新闻研究进行简要回顾，尤其是早期文化研究传统中霍尔等人围绕新闻实践所提出的一系列理论观点；在此基础上，我们将进一步讨论文化研究视野下的新闻理论需要进行什么样的调整和更新才能更好地解释数字化转型中新闻现实；最后，我们将就数字新闻学的文化研究路径的内涵和核心议题进行简要总结。

二、文化研究视角下的新闻研究

在一篇被广为引用的经典论文中，迈克尔·舒德森将新闻社会学的研究路径划分为三种：政治经济学路径、组织社会学路径，以及文化或人类学路径[19]。具体来说，政治经济学路径将新闻生产的结果与新闻机构的经济架构联系起来，旨在揭示新闻保守、自持的特征与这一行业的逐利本质之间最为根本的一致性，但将介于两者之间的一切都视作无需深入研究的黑箱；组织社会学路径试图打开黑箱探询新闻机构运作的内在逻辑，理解新闻工作者在日常专业实践中如何受到职业惯例的影响，并在组织化的信息生产活动中完成对现实的社会性建构；文化或人类学路径则进一步深入到人类行动之上的观念与意义层面，关注新闻从业者进行新闻生产的文化条件，强调更为广泛的文化符号系统的约束力。事实上，舒德森所指的文化路径与其说是一种具有内部一致性的研究范式，不如说是一种散见于不同学术传统之中的研究视角。即使从新闻社会学拓展到更广泛的新闻研究，文化视角也因其将新闻活动视作一种相对独立于政治经济结构和组织生产逻辑的文化实践，以及对表征体系和意义建构过程的格外关注而具有认识论意义上的独特性。

毫无疑问，英美文化研究在这一研究视角的确立和发展过程中做出了突出的理论贡献。芭比·泽利泽认为，尽管广义上的文化维度在其他研究路径中也曾被部分提及，但文化研究的两大流派将一系列具体议题带入主流视野，并使之成为新闻研究中不可或缺的、具有构成性的部分。比如，新闻表达的主观性、事件意义的建构性本质、身份建构的政治性，以及这些前提在实践中的基础。但她同时也指出，将新闻视作一种意义建构活动的观点本身就对支撑传统新闻研究和记者职业意识形态的世界观构成了挑战，对于新闻业的文化式考察是在其自身所创造的“战略性矛盾”中得到发展的：当“事实”“真实”“现实”被置于相对性和主观性的衡量之下，这些规范性概念作为新闻业自我呈现或自我正当化的基础实际上已被解构；可如果新闻业放松对这些基本原则的坚持，它则会失去其相对于其他文化表达、再现和生产模式的独特性[20]。或许正是由于二者间“与生俱来”的紧张关系，有学者指出，文化研究与新闻学研究在1980年代渐行渐远。一方面，文化研究学者的兴趣逐渐转向对通俗文化、另类文化、青年亚文化等更广泛的媒介文化现象的分析，新闻业仅仅成为其研究的背景或论证的素材。另一方面，以新闻编辑室民族志为代表的组织社会学路径在1970-1980年代的美国成为主流并诞生了一大批经典著作。与之相比，文化视角则在这一新闻社会学研究的“黄金时代”缺席了，直到1990年代以后，才在泽利泽等学者对于阐释社群、集体记忆、文化共鸣、新闻权威等议题的讨论中逐渐回归[21]。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英美文化研究共享着对于新闻的文化式理解，但二者的理论传统和研究旨趣上依然有着很大不同。在欧洲批判传统下，以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为代表的英国伯明翰学派汲取符号学、语言人类学、结构主义、新马克思主义等众多欧陆思想资源，确立了传播观念的建构主义范式，并在此基础上对媒体生产和消费环节所依赖的符码体系及其运作规则展开分析，力图阐明新闻实践作为一项意义生产活动的内在结构与外在条件，最终揭示其在国家权力和主导意识形态再生产中发挥的关键作用[22]。而美国的文化研究则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阐释主义传统的影响，出于对实证主义所代表的社会科学主流研究取向的反拨，詹姆斯·凯瑞整合了美国实用主义、符号互动论、文化人类学和文化社会学等理论资源，提出了“作为文化的传播”这一重要学术命题[23]。

美国文化研究与批判色彩较浓的伯明翰时期的文化研究共享着对新闻实践的文化符号体系和意义结构的重视，但却剔除了后者从马克思主义立场出发对新闻实践的意识形态功能及其在社会权力结构中的位置进行文化政治批判的现实干预立场。在泽利泽所代表的文化取向的新闻社会学家的视野中，所要恢复的实际上是以帕克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也即阐释主义传统下的新闻研究，而非具有强烈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色彩的文化研究范式。实际上，在文化研究发展的早期，尤其是1970年代霍尔领导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时期，文化研究学者对新闻实践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十分可观的成果。只是由于其理论预设和研究目的与主流新闻学理论的期待相距较远，故而在主流新闻学的历史叙事中被边缘化，甚至彻底消失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回归霍尔等人的新闻研究成果，不仅是要恢复被主流新闻社会学叙事所遮蔽的学术传统，更是要通过回归批判立场，丰富新闻学术研究的现实意义。

回顾整个1970年代，恰好是霍尔等人深度介入到新闻传播研究领域的一个时期，也是经典意义上的文化研究从批判立场出发对机构新闻业的运作逻辑及其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文化政治功能进行集中系统研究的一个时期。归纳而言，霍尔等人的研究从三个维度展开：第一，从相对微观的符号学维度，对新闻的本质以及新闻话语的传播逻辑进行理论化探索；第二，从中观维度对新闻机构和新闻业的运作逻辑及其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内外部条件，特别是其运作所依赖的意义结构进行社会学分析；第三，对新闻实践作为文化表征系统的一部分如何与权力、意识形态和历史情势产生复杂的关系，从而凸显文化研究视角下新闻研究的批判性[24]。霍尔等人所完成的这些经典研究成果，涵盖了从微观的文本符码结构分析，到中观的新闻机构运作常规和价值体系研究，再到宏观的社会政治情势分析，构成了完整的文化研究视野下新闻研究的基本框架。进入1980年代之后，霍尔的学生戴维·莫利基于霍尔等人在1970年代取得的理论成果，围绕观众对电视新闻的多元化阐释展开经验性研究，不仅验证并发展了霍尔关于电视话语编码解码模式，还发展了将对受众媒介使用和话语实践的微观考察与对相对宏观的社会权力的结构性批判相结合的“新受众研究”传统。在这里，作为新闻用户的受众不只是学术研究的经验对象，同时也是反思文化霸权运作机制和实际效能的微观枢纽[25]。

归纳而言，1970-1980年代文化研究视角下的新闻研究在如下三个方面形成了较为独特的理论成果：

第一，从符号学和沟通人类学的视角出发，通过分析意义生产的内在结构与外在条件，在表征层面解揭示了新闻传播实践的内外部运作机制，形成了以意义结构为核心的新闻社会学框架。以建构主义的新闻观念为前提，文化研究主张，“媒介生产不仅涉及到生产的制度环境、组织机制、专业意识形态、职业实践常规及其所处的物质技术条件和编码的语言学规律，还涉及到这些环节所处的‘意义结构’，即媒介从业者和媒介使用者在意义维度上的互惠关系和相互确认......依据特定符码规则建构起来的媒介文本不仅是传播政治经济制度、组织结构、技术条件等物质要素的产物，同时也是这种‘意义结构’的产物。新闻生产过程研究和对作为表征体系的新闻的研究不是相对立的，而是互补的。”[26]

第二，通过把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视野与对新闻传播实践的建构主义考察相结合，凸显了文化研究视角下的新闻研究的现实指向性，使之呈现出与包括美国文化社会学传统下的新闻研究在内的其他范式不同的问题意识、现实关怀和强烈的社会批判色彩。从本质上说，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批判传统的文化研究并不是对文化或关于文化的研究，而是从文化，尤其是大众文化为主要表现形式的象征秩序这一视角出发，对当代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状况的一种批判性研究。无论其所调用的理论资源和方法路径如何不断变化，对既有权力秩序的批判性审视和对潜在解放空间的探寻始终是文化研究的核心旨趣[27]。这意味着文化研究的鲜明特点之一，就在于它不是一种纯粹的学术或知识活动，而是以左翼价值立场为坐标，始终对当下的历史和现实情势保持一种高度的批判和介入意识。这种批判的学术旨趣在霍尔等人的新闻研究中同样十分显著。无论是对新闻媒体运行机制的微观分析[28]，还是对新闻媒体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的舆论动员和国家统治的文化霸权危机的分析[29]，霍尔等始终把揭示权势者如何通过新闻媒体或广义的象征资源来维护既有政治秩序的合法性和稳定性作为其研究的终极追求。

第三，通过开展微观文化阐释的民族志与宏观权力分析的文化政治批判相结合的新受众研究，开辟了以用户和多元阐释主体为中心、凸显社会意义博弈过程的新闻接受研究的先河。霍尔在其关于媒体话语的编码和解码模式的研究中，已经强调了媒体话语的意义不只是媒体从业者遵循专业符码的表达规则进行编码的产物，同样有赖于这种经过专业编码后的文本被特定语境下的受众接触并进行差异化解码或阐释[30]。在霍尔关于受众解码思想的影响下，戴维·莫利等新一代文化研究学者在1980年代通过一系列经验性研究开辟了新受众研究这个新的学术方向。与詹姆斯·勒尔等人所开展的阐释取向的受众民族志研究不同，以戴维·莫利的“全国新闻”研究为代表的“新受众研究”坚持从文化研究的批判立场出发，主张将受众的传播实践和从阶级、性别、种族等维度进行的对社会权力的批判性思考结合起来[31]。从1990年代到2000年后，“新受众研究”的焦点从受众对新闻媒体内容的接受与消费转换为更加广阔视角中的受众媒介话语，默尔斯、库尔德利、利文斯通等深受“新受众研究”传统滋养的学者依然在网络化的媒介环境中坚持“受众”概念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并以“参与”范式为理论枢纽，重新建立网络传播时代微观受众实践和宏观社会反思间的关联[32]。

总之，尽管在主流新闻学或新闻社会学的历史叙事中，文化视角在1970至1980年代的新闻研究中几乎隐而不现，但这并不意味着彼时的文化研究，尤其是伯明翰传统下的文化研究忽视了新闻这一现代社会最重要的文化现象之一。上述讨论表明，以霍尔为核心的早期文化研究学者，围绕新闻实践进行了一系列有价值的研究，取得了颇为丰硕的成果。那么，在新闻业，乃至整个人类传播实践本身正经历数字化变革的当下，这些成果是否依然具有参考价值？应当如何根据当下新闻实践的新情势对这些理论遗产进行必要的调整和更新，从而使之更好地呼应数字新闻学在理论框架和方法论层面的学术需求？

三、新闻业数字化转型与文化研究的理论更新

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新闻业的各个方面都发生了根本性变革。这些重要变化不仅对新闻实践、新闻研究和新闻教育中的传统假设提出挑战，还使一些基础性概念变得难以定义，以至于需要重新评估“谁是记者”和“什么是新闻”等最基本的问题[33]。具体而言，传统媒体时代的主流新闻学以组织化、建制化的新闻业为分析对象，其对新闻价值、新闻生产流程、新闻职业伦理等问题的讨论均难以跳脱出“机构中心”的研究视角，以及对新闻业所依存的政治经济基础的默认。而在数字媒体时代，许多过去泾渭分明的边界消失或变得日益模糊化了。比如，不同民族国家以及不同国内市场间的边界，本地与全球、公共与私人的边界，单向的大众传播与人际的互动传播的边界，专业人士与业余爱好者的边界，生产与消费的边界，新闻职业与其他职业的边界等。相应地，新闻业也正因为自身边界的模糊化而日益丧失其作为一种职业的自主权[34]。在此语境下，以机构为中心的新闻学研究显然已不足以应对当代新闻业以及更广泛的新闻传播实践所面临的智识挑战，跨学科的研究趋势与更为开放的认识论取向成为数字时代的新闻理论发展的必然。

需要说明的是，当我们讨论“数字时代”或“数字新闻”时，“数字”这一前缀绝不仅仅只是一个技术范畴内的修饰语。正如Waisbord所说：“我们已经度过了用‘数字’指称特定的格式、平台，或指称信息编码和存储的特定方式的时代……相反，它代表着在技术创新的推动下，网络化社会行动模式的兴起和巩固。”[35]在这种模式下，专业新闻机构不再充当线性传播流中的“把关人”角色，而成为与其他行为体平行但同时又彼此互动的传播网络中的一个节点，“有位置但不必然有效力”；真实、客观等曾经由职业新闻从业者定义的专业主义理念也会重新遭到估量，网络中各个层面的诠释群体均可以其独有的方式进行意义建构[36]。网络化的传播结构打破了单向的、层级化的传受关系，新闻机构所面对的不再是被动、孤立、默然无声的受众，而是积极发声且彼此联结的公众，他们既是新闻产品的消费者，同时也是新闻源的提供者或依托社交媒体平台的新闻信息生产者。

在这场由技术发展所推动的新闻业生态整体性转型中，文化研究视角对于数字新闻研究至少有两个方面的价值：一方面，文化研究对文化循环整体过程的关注，对受众/用户生产者在阐释过程中的能动性的强调，以及对新闻作为一种文化实践的动态性的揭示，均呼应了新闻传播格局日益民主化、去中心化的趋势。因而，与传统新闻学的观点相比，文化研究的理论资源对数字时代的新闻传播实践具有更强的解释力。正如常江所说，由于文化研究从一开始就不认同对新闻活动主体的排他性界定，不赞同将新闻研究自限于新闻业内部，并对机构力量主导甚至垄断信息传播过程的合法性提出质疑，因而它和主流新闻学在认识论层面的矛盾在传统媒体时代几乎是不可调和的。但在数字媒体时代，“文化研究作为一种追求对日常生活中的指意实践进行总体性理解，对支配观念和行为的结构性因素进行反思，同时有着对于温和文化民主的明确价值追求的‘祛魅式’研究路径，也就迎来了参与新闻学学术体系发展的新契机。”[37]

另一方面，在数字新闻研究这个高度强调变化性的领域，对于新闻文化的研究则为考察数字新闻业与传统新闻业之间的延续性提供了依据，从而构成了对较为激进的技术乌托邦主义观点的反拨。Ahva与Steensen的研究发现，早期的网络新闻研究将数字技术视作主要的游戏规则改变者，认为新闻业将因互联网技术发生根本性的革命。随后，这种革命话语逐渐被另一种强调新闻实践和文化韧性的演进话语所制衡。持这一观点的研究者强调，旧的新闻实践和新闻文化具有面对变革的弹性，新闻业并没有因为数字化而发生剧烈革命，而是以缓慢的速度逐渐演进[38]。尽管在两位作者的分析中，数字新闻研究目前已发展至更为成熟的解构式话语阶段，强调用多元理论视角对新闻研究的基本问题进行重新概念化，但只要“数字”与“新闻”、“变化性”与“延续性”之间的张力还一直存在，文化的视角就将成为评估新闻实践在数字时代变与不变的一个重要锚点[39]。

不过，与传统新闻学理论一样，早期文化研究视野下的新闻研究也是以大众传播和机构新闻业为前提的。因此，如果要在具体的研究中应用文化研究的相关概念和理论，就必须充分考虑到这些理论在其发展之初所处的历史条件与当下现实之间的差别，进而思考在数字化时代，经典文化研究关于新闻实践的理论观点有哪些可以保留，哪些则需要进行调整和修正。具体来说，我们认为，可以从如下三个方面来考察新闻业数字化转型的背景下文化研究理论的变与不变。

第一，关于新闻实践的流通模式及其构成要素。与同时期主流新闻学聚焦于相对自成一体的新闻机构、专业新闻工作者、新闻编辑室等的新闻生产中心视角不同，霍尔等人从一开始就把新闻和广义的传播实践视为一个调用语言和其他符码系统来进行表意实践的过程，故而从编码和解码这两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时刻”[40]出发，把新闻机构及其从业者和作为新闻传播对象的受众纳入到这个意义生产的循环流程之中。在关于文化表征的一般性理论论述时，霍尔同样强调了文化实践是一个包含了不同维度的循环过程[41]。从马克思主义的生产理论出发，霍尔把新闻传播实践视为一个生产、流通、消费和再生产彼此接合（articulated）起来的循环过程，任何新闻都是话语性生产和诠释性消费交互作用的产物。在以报纸和电视为主的大众传播时代，霍尔等已经充分意识到新闻生产是多种力量“参与”的结果，新闻实践并不只是一个所谓自律且自足的新闻界独占的活动。这不仅表现在官方和权势群体等权威新闻源作为“何为现实”的“首要定义者”，直接或间接塑造了作为“次级定义者”的新闻媒体的报道议程[42]，还表现为对身处不同阶级、性别、种族等多维度社会背景中的公众对新闻意义进行差异化解读从而参与了对新闻社会意义的再生产。应该说，霍尔等人的研究中呈现出的去生产中心主义的特点，与当下数字新闻学突出强调“用户”的重要地位，以及把数字新闻实践纳入一个包含多主体的行动者网络之中去审视的观点是契合的。而且，即便是在数字媒体的新环境下，编码-解码模式对于理解互动媒体技术的可供性是如何在设计者和用户之间进行技术的文化意义协商过程中形成的，依然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43]。

不过，在数字新闻业背景下，经典文化研究关于新闻流通模式的论述也需要通过更新来更好地贴合当下数字新闻研究的现实：一方面，尽管霍尔关于新闻流通的模式同时把新闻从业者的编码和新闻受众的解码同时纳入了考虑，但却没有对连接两者并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这两者的传播技术和媒介渠道予以足够重视。他只是在讨论新闻生产的编码时提到新闻从业者必须遵循媒体专业符码的语法规则，才能以合乎专业规范的方式将事件转变为新闻叙事并传播出去[44]。这说明霍尔基本上是用对文本的符号处理代替了对媒介技术本身的分析。这当然不是霍尔一个人的盲点。伯明翰时期的文化研究主要面临的媒介技术是作为家庭媒介的电视，互联网等数字化传播技术尚未问世，技术对日常传播实践和整个社会系统的全面渗透则是几十年之后的事情。相比之下，如今随着移动互联网的普及，以及通用人工智能和人机互动技术的兴起，算法和各类人工智能应用工具在数字新闻生产、流通、消费和再生产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对今天的数字新闻学研究者来说，在运用霍尔等人提出的编码-解码模式时，必须把媒介技术作为一个关键节点纳入分析框架，充分考虑到技术对新闻生产者和消费者产生的复杂影响，并对这种影响在经济、政治和文化层面造成的后果进行审慎评估。尤其应注意到媒介技术的发展如何改变了新闻的编码和解码规则，而这种改变又如何对传统新闻叙事模式构成冲击，如何影响到新闻作为一种公共话语实践的本质和社会功能。

另一方面，霍尔基于大众传播提出的编码-解码模式尽管是一个循环过程，但基本上依然是一个从机构到大众的纵向维度的循环模式，即传播实践表现为一个有反馈但大体上遵循事件-编码-流通-解码-反馈的逐级流动的过程。直到新受众研究兴起之后，作为新闻消费者的公民之间如何就新闻内容进行互动和分享从而形成所谓阐释社群才受到文化研究学者的重视。但在社交媒体普及和飞速发展的当下，传统机构新闻业不得不遵循社交媒体的传播逻辑，以适应不断变化的数字化新闻消费模式。更重要的是，由于数字化媒介技术对个体的传播赋能导致新闻公民的自媒体化，在纵向维度之外出现了新闻实践的横向流通网络，即公民/用户个体或群体之间不经过传统机构新闻业对事件信息的即时发布、分享、评论、二次创作等。显然，编码不再是机构新闻业工作者的特权，而是每一个媒介使用者都能随时随地做到的一种日常活动。这表明数字新闻时代的新闻编码和解码已经成为一个多主体参与的纵横交错、多元立体的复杂话语实践网络。

第二，关于新闻实践的建构主义本质及其运作的意义结构。与主流新闻学基于客观性等原则把新闻界定为对新近事实的一种反映不同，文化研究明确提出新闻生产并不是一种“有闻必录”的消极反映活动，而是通过对事件信息的选择和创造性组织来对“何为现实”进行积极定义的社会建构活动。这意味着，以相对“客观”的方式对社会事件进行呈现的信息传达只是新闻社会功能的一部分，更重要是通过符码运作和框架选择将特定意义注入关于“事实”的原始信息之中，从而把不断变化的现实纳入既有的象征秩序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说，新闻是社会再生产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以犯罪新闻为例，霍尔指出，通过报道犯罪事件，以及权威机构或人士对这些事件的界定，犯罪新闻的重要功能在于通过罪与罚的故事反复提醒公众注意道德、法律、规范和社会秩序的边界在哪里，什么是法律和道德的临界点，以及什么样的行为构成了对这种边界的逾越和破坏，从而在话语层面不断对既有的社会秩序进行巩固或修补[45]。 在《管控危机》一书中，霍尔等指出，这种作为定义现实的话语实践的新闻离不开三个结构性条件：“促使新闻生产以类型化模式进行的媒体机构组织方式”（特别是新闻组织的时间和常规化压力）、“决定新闻选择及各类新闻事件的重要性序列的新闻价值结构”（即新近性、重要性、趣味性等新闻事件的内在素质要素和客观、中立等新闻专业主义要素），和把新闻事件 “置于一系列已知的社会和文化关联性之中”的识别和语境化过程[46]。其中第二、第三个条件构成了所谓新闻实践的意义结构的两个层次，即以形式化的新闻价值（专业化的职业规范：新闻价值、专业主义意识形态）为主要内容的外延意义结构和以意识形态性的新闻价值为主要内容的内涵意义结构（社会整体的道德政治话语和权力秩序：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意识形态主体和表达边界）。前者的主要功能是明确新闻生产专业实践的形式规范，确立职业和专业的程序合法性，是实现意识形态性的新闻价值的前提和手段，而后者的作用则是作为默认的“共识”为新闻作为一种有意义的话语进入社会阐释领域提供语义背景，从而建构社会主体位置和价值认同，实现对现有秩序合法性的再生产[47]。

应该说，霍尔等人提出的这些观点从批判新闻研究的视角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新闻的本质及其社会功能的理解，对当下的数字新闻研究依然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但这些观点也囿于时代局限存在以机构新闻业为中心的盲点。随着传播技术和新闻实践的发展，尤其是以专业媒体机构为核心的新闻业生态向多元主体参与的格局转变，上述观点也需要与时俱进地做出调整。比如，尽管承认了公众在积极阐释和通过意见反馈参与新闻生产方面的角色，但总体来说，经典文化研究对新闻作为一种建构现实的话语实践的看法主要还是集中在机构媒体及其背后的权势集团是如何通过新闻话语塑造舆论和实现对现实定义的主导权。霍尔等人在《管控危机》中给我们呈现的就是当文化霸权和统治秩序陷入危机，精英集团和控制文化体系通过媒体的新闻报道引导和塑造舆论，将议题纳入特定的意义和情感网络，制造道德恐慌，从而为趋于保守的意识形态和政治议程提供强有的力的舆论动员[48]。但随着以数字化传播技术的发展，机构媒体主导的大众传播正向社交媒体主导的大众自传播（mass self-communication）[49]状态演进，混杂媒介体系的形成[50]和传播力的弥散化趋势导致机构媒体和权势集团垄断现实定义的状况再也无法维系下去。在这种情况下，新闻供给主体日趋多元化，多元视角的信息发布和观点表达以及由此形成不同群体围绕特定议题的意义争夺已成为当下的舆论常态。这种变化同时也改变了霍尔等人所说的新闻实践所依赖的结构性条件。比如，传统新闻业确立的专业主义常规依然在发挥作用，但已经不是评价新闻实践的唯一标准体系。自媒体对社会事件的传播遵循情感或价值共鸣的流量逻辑，并在网络舆论场引发大规模关注、转发和讨论的连锁反应，形成以热搜或趋势性议题为表征的社交媒体化的新闻传播效能。这些新的传播逻辑固然为舆情的产业化和基于大数据的舆论操纵提供了条件，但也为多元化的意义网络和阐释社群的形成提供了空间。相应地，作为传统新闻实践第二层意义结构的社会意识形态也在数字新闻实践过程中呈现出更复杂的景观。传统上被压抑的各种非主流意识形态及其动员潜能在数字化传播生态格局中获得了释放的可能性，从而形成了一种权力和反权力之间动态博弈的局面。

第三，关于新闻实践与宏观历史情势之间的关系。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文中为了回答普遍历史与具体历史情境之间不协调性的问题，对“结构的历史”和“情势的历史”进行了区分：“结构的历史”肯定了经济基础在长时段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避免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机械决定论倾向；“情势的历史”则凸显了特殊历史条件的断裂性情势，在策略性层面上回答了革命政治的方向与速率问题[51]。受到马克思的影响，霍尔等人十分重视把微观的文化机制分析与宏观的政治经济情势的批判考察结合起来，把对具体议题的研究纳入对作为特殊历史条件的断裂性情势的分析之中。这种马克思主义取向的整体的、历史的方法论在霍尔等人关于新闻的研究中有鲜明的体现。就这一点来说，《管控危机》一书是一个最典型的代表。在“对特定历史语境下社会危机和政治经济现实之关联性的宏观分析中，霍尔等人展示了他们远远超出表象描述和社会事件个案分析的政治关切。《管控危机》研究的最终目的是要表明，传媒作为主要舆论机关所建构起来的关于社会秩序即将崩溃的道德恐慌是一种基本的意识形态形式，通过这种形式国家成功地赢得了‘沉默的大多数’对强制性权力的支持。在对国家机器的征用之前，统治集团必须设法掌控市民社会领域，赢得市民社会对自身立场的赞同，从而在意识形态上把对强力的征用合法化。”[52]

当然，霍尔等当年对报纸、电视等新闻媒体进行分析时所处的历史情势与当下的历史情势已经截然不同。机构媒体在宏观历史情势形成中发挥作用的机制与当下的数字化新闻传播现实之间也存在巨大的差异。因此，其具体的研究结论或许已经无法解答今天的问题，但情势分析作为一种研究思路依然是有价值的。即便是在新闻实践和舆论场全面数字化转型的当下，这种把新闻传播实践的微观文化机制分析纳入相对宏观的“情势”研究中的思路，依然具有相当重要的方法论意义。“一方面，它要求我们深入把握各种错综复杂的危机、矛盾和对立是如何在‘此时此地’的特定语境下变得日益集中和强化的。另一方面，这种路径把情势视为一个充满可能性的空间，认为存在多种不同的危机解决方案——而在寻求解决方案的过程中，政治，即对社会力量的组织和动员，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53]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宏观分析的思路有利于数字新闻学研究纳入更多的理论和方法资源，从而拓展自身的社会历史价值。比如，数字新闻学不再局限于对生产和消费模式、参与主体的构成、技术驱动因素等较为具体的细节的研究，而是可以从传播生态的变革与历史进程之间关系的角度，分析多主体多维度的新闻实践的数字化转型如何改变了整体社会结构中的权力关系，从而对微观的日常新闻实践的历史价值进行重新界定。

四、结语：走向文化批判的数字新闻学

数字新闻学的兴起和发展是新闻研究领域的一场革新。在此过程中，与包括文化研究在内的经典理论传统对话，有利于丰富和完善数字新闻学的理论和方法体系。本文简要介绍了新闻研究的文化视角，探讨了英美文化研究和传统新闻学研究范式之间的紧张关系，并重点回到伯明翰学派所代表的早期文化研究传统，回顾了1970-1980年代霍尔等人围绕新闻实践所形成的一系列研究成果及其对于新闻研究的独特理论贡献。结合数字技术给新闻传播生态带来整体性转型这一宏观情势，本文进一步归纳出文化研究视角对于当下数字新闻研究的两重价值，并从新闻实践的流通模式及其构成要素，新闻实践的建构主义本质及其运作的意义结构，以及新闻实践与宏观历史情势之间的关系这三个层面出发，探讨了经典文化研究理论在新闻业数字化转型背景下的持久价值和需要进行调整的方向。

总体而言，尽管孕育早期文化研究视角下新闻研究的历史语境和媒介技术环境均已发生改变，但我们认为，经过继承和发展的文化研究理论依旧能够为数字新闻学研究提供有价值的认识论与方法论资源。文化研究所强调的以表征体系为基础的话语实践在意义建构和定义现实中的重要作用，提醒我们在关注数字新闻实践的物质、技术和组织条件时，不要忘记对数字化时代的新闻话语实践本身的研究，尤其是对复杂性和流动性不断凸显的数字化新闻文本、叙事和框架及其与社会政治经济等非话语维度的关系的研究。更为重要的是，作为一个不以纯粹的智识活动为目标，而是包含着强烈价值追求和现实介入意识的研究领域，经典文化研究的独特之处恰在于其对新闻等社会表征系统之政治功能的揭示，对权力结构和意识形态再生产机制的批判，对替代性话语资源和新闻实践模式的探寻，以及对新闻实践所处的宏观历史情势的整体性反思。从这一问题意识出发，数字新闻学在现有的微观和中观研究的基础上，应当走向一种更具有强烈现实关怀意识、更有整体性和历史性的宏观研究，在现有的问题维度上纳入文化批判的视角，尤其应当从宏观的政治经济权力关系和社会意识形态再生产或重构机制的角度，对数字新闻生产、流通和消费实践在社会主导秩序的维系和革新中发挥着什么样的功能进行批判性分析，从而拓展数字新闻学研究的对社会现实的解释和介入潜能。

作者：黄典林，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教授、媒体融合与传播国家重点实验室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安柯宣，中国传媒大学媒体融合与传播国家重点实验室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