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秃的砖包城墙，与附筑其上的墩台和城楼，耸立于城壕之上，或崛起于一片没有树木和高大建筑物遮拦而能纵目远眺的旷野之中，它们往往比其它任何房屋和庙宇更能反映出这些城市历史上的繁荣和显要。”这应该是瑞典学者奥斯伍尔德·喜仁龙在上个世纪初叶考察中国时，对中国城市最强烈最直观的认知。他认为，长城“最充分、最持久地反映着中国人对围墙式构筑物的根深蒂固的信赖”，而城垣则比其他任何建筑更能反映中国居民点的共同特征。（喜仁龙《北京的城墙与城门》）

我们不得不说，喜仁龙的观点确实切中肯綮。在汉语中，“城”本身就包括“城市”与“城墙”两重含义，没有城墙的居民聚集地和商业繁华区，是不能称其为“城”的，比如近代以来中国的经济中心“上海”，以及其他港埠。相比之下，北京城无疑是中国城市的一个杰出代表。北京内城城垣是明初在元大都城垣基础上修建的。其中东、西城垣是在元代土城垣基础之上包砖砌成，南城垣则是将原有城墙南移二里许，重新修建而成。北城垣修建于洪武年间，位于元北城垣以北五里许，其西北角正值积水潭和太平湖水面，故向南稍斜、从两湖之间穿过，形成内城西北之缺角。内城垣共长四十余里，四周环绕以护城河，东西护城河承袭元代之旧，北护城河为高粱河、积水潭开辟而成，前三门外护城河为人工挖掘的壕堑，挖出的泥土多被夯筑成城墙的城心。

北京的外城是与内城南城垣相连接的重城，原计划在内城周围五里外建城，于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开工，但因财力不足，改将外城转抱内城东南、西南二角，仅将南郊居民区和商业稠密地区包括在内，当年即完工。外城亦被京城百姓称为南城，帽儿城，修建完成后，北京城垣平面定型为凸字型。外城亦开凿了护城河。内城护城河、外城护城河的水经东便门，流入通惠河，与市内的湖泊相连，构成了京城的水系。

旧京的城墙着实让国人为之骄傲，因为“各国都没有城墙，只有莫斯科尚有元人所筑之城，但极小；法国巴黎有城，而是只与地平。各省、府、州、县都有城墙者，只有中国一国。而全国所有的城，又都不及北平的方正，北平的城是四方四角，前面三个门，其余三面，各有两门，距离都是一样，只西北角略缺，乃风水的关系，后来又添筑外城，亦极方正。南面三门，东西各一，北面左右各一，全国之城，没有可与此比拟者”。（齐如山《北平怀旧》）瑞典学者喜仁龙对旧京的城墙更是赞叹有加，他说：

纵观北京城内规模巨大的建筑，无一比得上内城城墙那样雄伟壮观。初看起来，它们也许不像宫殿、寺庙和店铺、牌楼那样赏心悦目，当你渐渐熟悉这座城市以后，就会觉得这些城墙是最动人心魄的古迹——幅员辽阔，沉稳雄劲，有一种高屋建瓴、睥睨四邻的气派。（喜仁龙《北京的城墙与城门》）

几百年来，默默卫护着帝都的城墙，已成为北京人生命的一部分。老舍曾不止一次地把自己对北平的爱比作对母亲的爱。当把北平和被称为欧洲四大“历史的都城”——伦敦、巴黎、罗马、堪司坦丁堡——相比时，老舍认为：“（北平）既复杂而又有个边际，使我能摸着——那长着红酸枣的老城墙——面向着积水潭，背后是城墙，坐在石上看水中的小蝌蚪或苇叶上的嫩蜻蜓，我可以快乐的坐一天，心中完全安适，无所求也无可怕，像小儿安睡在摇篮里。”（老舍：《我的母亲》）从老舍的这段话里，或许可以窥见我们几千年来何以对城墙与墙如此依赖与钟情的文化心理，那是“内陆文明”国度中人们对于安宁与稳定的向往。这种向往早已积淀为一种集体无意识了。

近代以来，北京这个既是城市更是乡村的旧都，对于那些从农业文明中走出的现代知识分子，具有了莫大的吸引力。而北京城垣一带，那灰色的雄厚稳固的城墙，墙上丛生的灌木与杂草，墙外成排成林的柳树、槐树、椿树，以及宽宽的护城河与河中游来游去的鸭子，则是北京乡土风味、田园风光的集中呈现。林海音自编的北京城三宗宝“城墙、天桥、四合院儿；骆驼祥子满街跑”（林海音：《城墙·天桥·四合院儿》），就把城墙放在了第一位。后来，北京城墙拆除了，林海音说：“北平连城墙都没了，我回去看什么?正如吾友侯榕生十年前返大陆探亲，回来写的文章中有一句话我记得最清楚，她说，我的城墙呢?短短五个字，我读了差点儿没哭出来。” (林海音《家在书坊边----我的京味儿回忆录》） 由此可见城墙在北京“住家”人心中的位置。

旧京城墙给人的印象，依季节、时辰、天气、远近的不同而有所变化。

远眺城墙，它们宛如一条连绵不绝的长城，其中点缀着座座挺立的城楼。气候温暖的时候，城头上长着一簇簇树丛灌木，增添了几分生机。秋高气爽的十月早晨，是景色最美的时候，特别是向西瞭望，在明净澄澈的晴空下，远处深蓝色的西山把城墙衬托得格外美丽。如果你曾在北京城墙上度过秋季里风和日丽的一天，你决不会忘记那绮丽的景色——明媚的阳光，清晰的万物，以及和谐交织起来的五彩斑斓的透明色彩。（喜仁龙《北京的城墙与城门》）

城墙外的护城河畔的风光和气象曾让移居北京的周汝昌眷恋不已：

还记得坐在北京古城西门外的护城河边，古柳浓阴，长河茂草，循河一望，身后城堞巍峨；极目河水抱城折柳处，遥见角楼，那结构姿态，真是美极了！近处则父老妇幼，藉坐河边，波明鸭洁，一片雄深、朴厚、博大而高爽的气象，实在不愧是中华古国至少七八百年的最后一个完整的‘神京’之地，那种感受是很难宣于纸笔之间的。（周汝昌《花·木·城池》）

周汝昌记忆中护城河畔夏天的景色显得古雅又透着野趣，老舍笔下秋天的城墙与护城河更有着灵动的生活气息。在《老张的哲学》中，有这样一段情节：这一日清晨，老张要进城找龙古树。龙古树住在旧鼓楼大街，老张走德胜门会比较近。可是他早饭吃得过多，害怕路上口渴无处寻茶喝，最终决定循着城根往东进安定门，因为“口渴之际，有的是护城河的河水，捧起两把，岂不方便”。顺着城墙，老张看到了这样的景色：“古老雄厚的城墙，杂生着本短枝粗的小树；有的挂着半红的虎眼枣，迎风摆动，引得飞鸟飞上飞下的啄食。城墙下宽宽的土路，印着半尺多深的车迹。靠墙跟的地方，依然开着黄金野菊，更显出幽寂而深厚。清浅的护城河水，浮着几只白鸭，把脚洗得鲜黄在水面上照出一圈一圈的金光。”看来那时的护城河不仅景色优美，而且河水清澈，清澈得可以用作饮用水。城墙和护城河已融入了京城百姓的生活，成为了他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老舍：《老张的哲学》）

城墙之上是“一个趣味盎然、无与伦比的散步场所”（喜仁龙语）。周汝昌回忆起自己当年登上城墙时的情景，说登上东边的城墙，“其‘上宽’还可容二车对开，其下基之宽可想了。城上遍生茂草小灌木，草虫乱蹦，别是一番境界”。喜仁龙的描述则更诱人：“在这里你可以漫步几个钟头，欣赏那目不暇接的奇妙景致：掩映在万绿丛中、黄色屋顶上闪闪发光的故宫和庙宇；覆盖蓝色和绿色琉璃瓦的华美宅邸；横跨有绮丽牌楼的商业繁庶的大街，以及一片片有牧童放羊的开阔场地——城内种种景象，无不尽收眼底。”但同时，这位瑞典学者也看到了数量在不断增加的洋式或半洋式建筑，它们破坏了整幅画面的和谐，蔑视着城墙的庇护。因而他提出了这样的担心：“北京的雄奇壮丽和图画般的美究竟还能维持多久？（喜仁龙《北京的城墙与城门》）

北京的城墙雄厚壮丽，高十米有余，上宽约十米，可容两车对开，墙顶外缘修筑垛口、内缘修有女墙，城墙每隔不到九十米均设有敌台，敌台高度与城墙同，顶部长约15米，宽约13米。北京的城墙是如此崇伟坚固，可它挡不住塞外的狂风，挡不住岁月的侵蚀，挡不住洋人的船坚炮利，更挡不住这个城市工业化的进程。晚清以来疏于修缮的城墙，已经呈现出颓败气象。之后，前门火车站的修建，环城铁路的铺筑，进一步破坏了城墙与护城河的整体风貌和基本功用，多段护城河变成了臭水沟或者凝滞的水塘。不过，民国时期整个城墙的骨架还在，其整体性并没有遭到致命的破坏。新中国成立后，出于军事防御和修建地铁的考虑，城墙被逐步拆除，如今只剩下东便门至崇文门一段断壁残垣，被作为遗迹保护了起来。

关于北京的城墙的历史价值，喜仁龙曾给与这样的评价。他说：“它那分外古朴和绵延不绝的外观，粗看可能使游人感到单调、乏味，但仔细观察后就会发现，这些城墙无论是在建筑用材还是营造工艺方面，都富于变化，具有历史文献般的价值。”他还说：“如果对于北京城墙能够予以适当审查，使其无声的证据变成语言，它们无疑会比北京的任何记载道出更有趣、更准确的故事来。它们是一部土石做成的史书，内容一直在不断更新和补充，直接或间接地反映自其诞生以来直到清末的北京兴衰变迁史。”可是，这部由土石做成的史书最终还是被毁掉了。齐如山先生早先介绍北京的城墙时，曾这样说过：“全国之城，大致多有损坏。有的年久失修，又经硝碱侵蚀，全部倒塌，或局部毁坏者；有的因开辟市场，重新建筑，特别拆除者；有的数十年来，经炮火毁坏者，总之像北平这样完整者，实不多见。诸君若想知道祖国的建筑，及千八百年来的文化等等，只有到北平还可看到完全的情形，其他地方的城池，大致都有缺点了。”（齐如山《北平怀旧》）如今读到这段话，我们恐怕只能叹息了。

当初最反对拆除城墙，并极力保护它，恐非梁思成先生莫属了。对城墙和护城河的改造，他曾经作出过这样的规划和设想：

城墙的外面有一道护城河，河与墙之间有一带相当宽的地，现在城东、南、北三面，这地带上都筑了环城铁路。环城铁路因为太近城墙，阻碍城门口的交通，应该拆除向较远的地方展移。拆除后的地带，同护城河一起，可以做成极好的“绿带”公园。护城河在明正统年间，曾经“两崖梵以砖石”，将来也可以如此做。将来引导永定河水一部分流入护城河的计划成功后，河内可以放舟钓鱼，冬天又是一个很好的溜冰场。不唯如此，城墙上面，平均宽度约十米以上，可以砌花池，栽植丁香、蔷薇一类的灌木，或铺些草地，种植草花，再安放些园椅。夏季黄昏，可供数十万人的纳凉游息。秋高气爽的时节，登高远眺，俯视全城，西北苍茫的西山，东南无际的平原，居住于城市的人民可以这样接近大自然，胸襟壮阔。还有城楼角楼等可以辟为陈列馆、阅览室、茶点铺。这样一带环城的文娱圈，环城立体公园，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北京城内本来是缺乏公园空地，解放后皇宫禁地都是人民大众工作与休息的地方；清明前后几个周末，郊外颐和园一天的门票曾达到八九万张的纪录，正表示北京的市民如何迫切地需要假日休息的公园。古老的城墙正在等候着负起新的任务，它很方便地在城的四面，等候着为人民服务，休息他们的疲劳筋骨，培养他们的优美情绪，以民族文物及自然景色来丰富他们的生活。（梁思成《关于北京城墙的存废》）

梁思成先生的规划确有着文人的浪漫情怀，但他的极力保存城墙，绝不单是为了慰藉人们的“思古之幽情”。他的规划设想更着眼于这个城市自身历史文化的承续，以及这个城市与城市里人民生活的当下与未来。近代以来，强国富民的焦虑使这个古老的民族失去了雍容的风度。在激进的政治化的年代里，梁思成先生的设想虽显得不合时宜，但又那么诱人。或是有感于当下风靡全球的旅游经济和旅游文化，对梁思成先生当初的设想和城墙最终的拆除，周汝昌如是感慨：“城如不拆，辟为环城‘公园’，当为世界第一奇观，堪作吸引国际旅游的‘金碗’。又何用拿着金碗‘讨饭吃’呢？”（周汝昌《九门之缘》）

对于城墙的拆除，也有“理性”的看法。邓云乡先生就说：“北京拆城墙时，不少人有意见，据闻梁思成先生还为此坠泪，其实拆了也就拆了，你坠泪又有何用。正像黛玉姑娘笑宝钗姑娘一样，哭出了两缸眼泪，也医不好棒疮——况且陵谷变迁，本是历史之常，阿房未央，今又何在？即以北京说，辽、金析津旧城，元代大都现在又剩下多少呢？所以城也好，阙也好，是不会永远存在的。”（邓云乡《城阙怀古》）林海音也说：“北京城和万里长城，是世界闻名的古迹，全世界没地方找，当初拆的时候，曾有不同的意见，看，就连意大利的不少古迹都成了废墟了，也都亮在那儿，供人凭吊，保留不毁。古迹嘛！虽说拆了改建更进步的城市是应当的，我所以伤心，只是我自幼对他们的感情，很伤心，而不是反对，只是感性的罢了！”（林海音《城墙·天桥·四合院儿》）邓云乡老先生的说法确实可以让我们得到安慰，历史从来如此，城阙不可能永远存在，为终将消失的事物伤心掉泪大可不必，不过这种理性的达观中多少透着些无奈。林海音的话中透露出这样的观点：我们伤心，是因为我们太过于感性，不够理性。

可是，我们是否可以问一句，城墙的拆除真的是理性的吗？